自然寫作：中國生態文明的文化自覺
發表時間：2021-10-28
來源：《中國生態文明》雜志
自然寫作：中國生態文明的文化自覺
——《草原》主編賈翠霞訪談錄
文丨李景平
內蒙古文學雜志社社長
《草原》雜志主編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出版有《草原人物志阿霞訪談》
《媽媽手記》等文學作品
著有《綠歌》
《山西之變》《走過時光》等
曾獲中國環境文學獎
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
趙樹理文學獎、《黃河》文學獎
自然寫作是以自然為主體，由此重新思考和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生態文學，我認為它更多的是以人為主體，“自然”作為客體，依然屬于“他者”意義上的“參照物”?；蛟S兩者角度不同，但從生態文明建設這個主旨來說，是殊途同歸的。拘泥于某個小時代而缺乏大歷史的關照，沉溺于個人情感和生活瑣事的糾結而缺少深刻的生命整體的境界，在自然大課題面前疏離和背離大自然，會是好的作品嗎？倘若如此，文學的意義又在哪里？一部好的自然文學作品，應該是在對自然規律和生態系統整體的深刻的理解基礎上，進行的哲學、社會、倫理、生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創作思考和創作實踐。我們要對生態環境的危機與惡化發出警示和擔憂，但是，我們更應該用我們的心靈與自然對話，與大自然建立一種相依相存和血脈貫通的關系。有了這種無法割舍的情感聯系，我們才能寫出具有審美意義和精神價值的自然文學或者說是生態文學作品。自然寫作是質疑和否定“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人在地球和自然中應該是與其它生物物種平等共生的，這種關系的平衡決定了自然的平衡。李景平：阿霞主編好！從2021年開始，《草原》開設了“自然寫作”欄目，倡導自然文學創作。作為一家邊疆文學刊物，策劃和組織開設這樣的欄目，出于什么樣的初衷和思考？
阿 霞：景平老師好！特別高興與您在生態文學全國作家群里相遇。2021年第一期《草原》開設“自然寫作”欄目后，我經常和一些報刊主編、作家聯系，請他們幫我推薦自然文學寫作的作家，試圖通過不同途徑，尋找和發現更多有關自然文學的作品。《草原》雖然之前沒有明確提出過“自然文學”這個概念，但在創刊七十多年的時間里，發表了大量自然文學作品，有很多作品和作家在全國也是非常有影響的。而真正考慮發起“自然寫作”并設置固定欄目，連續且重點推出“自然寫作”作品的想法，緣于2020年9月《草原》創刊七十周年的座談會。當時，我們邀請了很多國內知名的作家、評論家蒞會。會上，傅菲、鮑爾吉?原野、陳福民、艾平、興安等幾位作家、評論家，建議《草原》應該率先舉起自然文學這面大旗。他們認為《草原》無論在地緣上還是作者的資源方面，主張“自然寫作”都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很受啟發和鼓舞。因此從當年10月開始，我們就策劃、組稿，然后在2021年第一期正式推出，以刊物頭條位置，每期50塊版作品的體量，顯示出推動這一創作的立場和態度。
我們知道，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恫菰纷鳛橐粋€邊疆的文學園地，一個多民族文化的文學載體，理應肩負起這個責任，以期引發文壇和作家們對自然與生態的關注和思考。為此，《草原》在發起“自然寫作”的前言中呼吁中國的作家們，走出書齋，放開眼界，投身于美妙神奇的大自然，深入這片滋養我們，并給我們自信和力量的祖國的山川大地，以我們文學的良知，遵循自然倫理，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同時也希望我們帶著一種感恩的情懷去親近自然，守護大地，以保持人類共同的生存根基和家園。
李景平：《草原》雜志以開設欄目的方式提出的“自然寫作”，是指的什么樣的文學寫作？它與自然文學、環境文學和生態文學關系如何？“自然寫作”具有什么樣的文學主張？
阿 霞：由于生態文學與自然寫作概念的混淆，很多作家對這兩種創作形式認知不是很清晰。關于“自然文學”，我們稱之為“自然寫作”，其概念和定義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但有一點我們是明確的，即自然寫作是以自然為主體，由此重新思考和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生態文學，我認為它更多的是以人為主體，“自然”作為客體，依然屬于“他者”意義上的“參照物”?；蛟S兩者角度不同，但從生態文明建設這個主旨來說，是殊途同歸的。自然寫作是質疑和否定“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人在地球和自然中應該是與其它生物物種平等共生的，這種關系的平衡決定了自然的平衡。所以，我以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建立在倫理學意義上的情感關系。比如蒙古族與馬的關系，我覺得特別值得深思。在蒙古族人們的心目中，馬不僅僅是財富和工具，更是親人，是兄弟，是家庭中的一員。這種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就是“自然寫作”的初心。我們看到，目前很多涉及自然題材或者生態題材的寫作，過多拘囿于生態批判的現實功利性向度，作品內容雖然指向自然指向生態，但其文本中往往凸顯的還是“人類中心主義”，而在有些自然題材和生態題材的作品中，自然和生態只是一個走馬觀花的場景或者對象，是一種表達個人閑情逸致的寄托或者陪襯，缺乏倫理與形而上的超越。一部好的自然文學作品，應該是在對自然規律和生態系統整體的深刻的理解基礎上，進行的哲學、社會、倫理、生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創作思考和創作實踐。
在這種現實問題之下，我們如何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如何用文學重建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就成為自然寫作者必須思考和回答的問題，也成為中國文學界必須行動的課題。李景平：《草原》雜志開設欄目并提出和倡導“自然寫作”，目前在文學界的響應程度如何？刊物都推出了哪些作家創作的屬于“自然寫作”的文學作品？形成了怎樣的作家陣容和作品規模？阿 霞：我們的發起，實際上是重新提倡“自然寫作”。首先得到了幾位著名作家、評論家的積極響應，張煒、阿來、梁鴻鷹、施戰軍、陳應松、鮑爾吉?原野、馮秋子、劉亮程、任林舉、艾平、李青松、興安、黑鶴、蘇滄桑、傅菲等，他們是發起者。我們還聯合了《文藝報》和中國作家網，有了這些作家、評論家和媒體的支持，特別是《文藝報》和中國作家網集中報道和轉發了《草原》今年第一期“自然寫作”發起前言《自然寫作：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張煒的《我行走，我感動》，李青松的《綠與美的時代》，格日勒其木格 ? 黑鶴的《在地平線上》，引發了文學界和讀者的強烈關注。到目前為止，《草原》先后發表了38位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詩歌、評論。這些作家是徐剛、張煒、陳應松、梁衡、鮑爾吉?原野、王松、蔡測海、艾平、皮皮、阿成、荊歌、李青松、雷平陽、格日勒其木格 ?黑鶴、任林舉、龐余亮、周華誠、葛水平、蘇滄桑、凹凸、棉棉、傅菲、周李立、宋曉杰、周蓬樺、王建中、阿娜、劉惠春、李建軍、東珠、王蕾、海勒根那、娜仁高娃、阿音等，還重點推出了兩位年輕的評論家王昉、鐘媛的兩篇關于“自然寫作”的理論文章。而徐剛的《金沙江筆記》、李青松的《大興安嶺筆記》、陳應松的《森林迷境》、龐余亮的《在那個濕漉漉的平原上》、黑鶴的《驅熊犬》、皮皮的《大樹來途》等作品，則分別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中國當代文學選本》《文學教育》等全國有影響力的權威選刊選本選載。內蒙古本土作家也在積極回應和參與“自然寫作”，艾平的《北行第一站》、王建中的《耕織記》、劉惠春的《春天，在西鄂爾多斯》等，都受到讀者好評?！白匀粚懽鳌币参寺镁雍Ｍ獾淖骷?，比如棉棉，她已經多年不發表作品了，被“自然寫作”重新激發了寫作熱情，完成了《隱居在大自然里的中世紀小村》。而獲得國際攝影大獎的蒙古族著名攝影師阿音，長年深入內蒙古草原拍攝蒙古馬，聽說我們倡導“自然寫作”，便將自己的第一篇自然文學作品《蒙古馬》交給我們。這些例子都表明，《草原》重新倡導“自然寫作”得到了廣泛的回應和認可，“自然寫作”的影響力在逐步擴大。李景平：《草原》在推出“自然寫作”文學作品的同時，多次舉行“《草原》自然寫作營”活動，“自然寫作”成為了走進自然的文學，作家在行走中發生思想碰撞和文學交流。請談談寫作營的現場“碰撞”和“交流”。阿 霞：“《草原》自然寫作營”是我們號召作家們走出書齋，走進大自然，體驗戶外生存與生活的一項舉措，或者說是一個實驗。為此，我們分別在內蒙古的烏蘭布和沙漠、庫布其沙漠舉辦了兩次自然寫作營。作家們在沙漠腹地安營扎寨，在荒野中行走，親身體驗大自然的神奇與嚴酷；在帳篷中談論創作，交流直面大自然的感受思考。作家們認為，《草原》倡導“自然寫作”并為此開設專欄，在當下非常有意義。其間，我們討論了什么是自然文學和自然寫作。因為很多作家雖然也寫了一些有關自然的作品，但并沒有認真自覺地思考過什么是自然文學，對一些概念和界定不甚明確。比如自然寫作與生態文學的區別，風景和游記性散文是不是自然寫作，作者在自然寫作中的位置，還有對西方自然文學的借鑒與超越，等等。大家認為，一部好的自然文學作品，應該是在對自然規律和生態系統整體的深刻的理解基礎上， 進行的哲學、社會、倫理、生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創作思考和創作實踐。就草原來說，多少年來，我們對草原資源的過度利用導致了草原的退化和沙漠化, 過度的采伐和狩獵導致了森林系統的破壞和野生物種的生存危機。在這種現實問題之下，我們如何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如何用文學重建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就成為自然寫作者必須思考和回答的問題，也成為中國文學界必須行動的課題。李景平：是的。草原是一種實指，也可以是一種象征。歌唱草原和抒寫自然，講述草原人的綠色故事，就如你所說，這在《草原》已經形成了傳統。那么，生態文明時代的《草原》故事，會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意？阿 霞：內蒙古從東到西，2400公里，差不多跨越了大半個中國，從地圖上看，就像一彎明月，懸掛于祖國的大地上。這里有森林、草原、濕地、河流、湖泊、戈壁、沙漠等多種自然形態。豐富的地質地貌，多樣的民族文化，多種的生產生活方式，這些都成為內蒙古作家天然的豐厚的創作資源。因此內蒙古作家的作品中對自然的書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蒙古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等少數民族的生活與自然更有著水乳相融的緊密關系。嚴酷的生存條件，樂觀向上的精神生活，讓他們具有強烈的生命意識，表現在生活中就是對自然萬物的敬畏和愛惜。內蒙古豐富的生態資源和作家們的生態思想，在各民族的民間文化和文學創作中都有體現。新時期內蒙古的少數民族作家在全球生態危機的背景下，繼承了民族文化中的樸素的自然觀與生存智慧，是中國當代文壇比較早的進入自然文學、生態文學領域的一個群體。他們帶著關愛草原森林、關愛生命的目光,用自己的心靈抒寫著草原、大漠、森林、生靈的動人故事，對當下失衡的生態現狀不僅進行了不同角度的反思與批判，而且也在努力探尋救贖和重建之路。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一個獵人的懇求》《你讓我順水漂流》，阿云嘎的《野馬奔向狼山》《大漠歌》《浴羊路上》，白雪林的《一匹蒙古馬的感動》，阿爾泰的《蒙古馬》，滿都麥的《戈壁深處》，莫?哈斯巴根的《有狼有歌的故鄉》，烏力吉?布林《恐怖中盼望陽光》，阿尤爾扎那的《絕地》，海倫納的《青色蒙古》，和漢族作家馮苓植的《駝峰上的愛》，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鄧九剛的《駝道》《駝殤》，艾平《呼倫貝爾之殤》《聆聽草原》，路遠的《祭火》《瘋駝》等，以及新生代作家海勒根那、娜仁高娃、安寧、晶達、達拉、阿娜、劉惠春、謝春卉的創作……他們的民族屬性雖然不同，但他們都生長在內蒙古，他們的文化基因里有著天然的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意識，所以他們的作品都不同程度上體現了自然文學的特點，成為中國文學界多聲部合唱中獨特的嗓音。李景平：我看到，《草原》和國內幾家生態刊物和文學雜志聯合開展了一項生態文學征文活動，這可謂《草原》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雙舉措?！安菰焙汀吧鷳B”是有著天然緣分的，在強化這種緣分上還有什么長久打算？阿 霞：是的，這項活動也是由中國生態文學作家策劃發起，由《今日國土》雜志社牽頭組織，《中國青年作家報》《草原》《黃河》《散文百家》《北極光》等報刊攜手共推的一項生態文學征文活動?；顒釉?021年初啟動?；顒悠陂g，也組織了作家生態文學作家采風，征文活動目前已經收到約2000件生態文學作品。為什么要做這個活動？可以說，這幾家刊物都有著非常鮮明的編輯和創作導向，就是力推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助力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這樣的活動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我們以后還會繼續參與?！恫菰窌选白匀粚懽鳌边@個欄目一直做下去，并且作為我們雜志的一個主要的方向，發動和吸引更多的作家參與到“自然寫作”中來。
很多作家開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這是中國作家以及中國人在自然文化和生態文化覺醒上的明顯標志。
自然寫作的興起，是中國文學界或者說是作家創作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覺，其實也是現代化進程中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自覺調整和反思。李景平：《人民文學》《天涯》《廣西文學》都曾開設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欄目，與《草原》行動差不多時間，《長江文藝》《黃河文學》也開設了生態文學欄目，我想會有越來越多刊物推出這樣的行動。這是中國文學界的自然文學或生態文學創作的文化自覺。您以為如何？阿 霞：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是順應了當下文學發展的潮流，為自然文學寫作提供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出口或陣地。正如你所說，自然寫作的興起，是中國文學界或者說是作家創作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覺，其實也是現代化進程中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自覺調整和反思。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賴于我們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開發，但是我們究竟對自然了解多少？我們過去以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為我們服務的，我們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有無窮無盡的資源可以被我們使用和揮霍。但是，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和生態異常，各種自然災害的增加，地球不可再生資源的逐步枯竭，生存環境的惡化，我們終于認識到，如果我們想長久地在這個星球上生存，我們必須像愛護自己一樣愛護自然，它是與我們平等共生的生命體。我們當然要對生態環境的危機與惡化發出警示和擔憂，但是，我們更應該用我們的心靈與自然對話，就像張煒在《我行走，我感動》的自然隨筆中所說的，通過“行走與實勘”，通過“沉默與思悟”，與自然建立一種“相依相存和血脈貫通”的生命關系。
李景平：所以說，自然文學或生態文學的繁榮，己經成為一種嶄新的時代現象。20世紀80年代，中國環境文學興起，但那是生態環境部門及其報刊機構的宣傳發動。21世紀20年代自然文學的再度興起，則是中國文學界及文學刊物的文化自覺。請您談談這種文化自覺的標志性意義。阿 霞：雖然生態環境問題催生了生態文學，但生態文學不拒絕現代的生活方式，也不拒絕人類現代化的發展，而是要找回被現代生活遺失了的生活本真。愛默生說：歡愉來自自然，來自人的內心，更來自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中。無論生態文學還是自然寫作，都是從人類可持續發展，從我們國家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來，它既是歷史使命，也是文化上的自覺。很多作家開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這是中國作家以及中國人在自然文化和生態文化覺醒上的明顯標志。人類要想從根本上延緩或者消除全球生態環境的危機，首先必須潔凈自身，清潔精神，只有全人類生態意識與觀念的覺醒，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我們生存環境——地球家園的健康，保證我們子孫后代的幸福與延續。
自然精神和生態美學的融合，給自然寫作、自然文學、乃至生態文學的創作，提供了一種新的美學追求。這些，也將為我們堅持和推動“自然寫作”，展現自然文學創作的美好前景提供一種指引。李景平：生態文學意義上，《草原》的行動不是第一家，但在中國生態文明大合唱中，《草原》可以說唱得嘹亮。有人說《草原》是中國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旗幟。您對中國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發展未來怎么看？
阿 霞：可以說，中國的生態文學作品還存在著題材雷同、內容相似甚至重復的現象。相對自然文學，生態文學更注重“問題”的揭示。從這一點來說，“題材”的選擇決定了生態文學創作的成敗，這就很容易造成內容和題材的趨同化，比如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動物保護、資源危機等等，這是生態作家最多關注的題材，作品相似度比較高，因缺乏生態倫理和精神層次的思考, 導致我們一些生態文學作品的創作范式固化。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當然要對生態環境的危機與惡化發出警示和擔憂，但是，我們更應該用我們的心靈與自然對話，與大自然建立一種相依相存和血脈貫通的關系。有了這種無法割舍的情感聯系，我們才能寫出具有審美意義和精神價值的自然文學或者說是生態文學作品。我們欣慰地看到很多作家已經自覺地投入到自然文學與生態文學的寫作，并且追求獨特的審美。我對中國的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發展充滿信心和期待。
李景平：《草原》自然寫作已經形成一個自己的編輯團隊，也形成一個自然文學的作家團隊，作為內陸邊疆的文學刊物，卻具有了開放性的面向中國面向世界的草原胸懷。作為主編，您對未來的自然寫作有什么導向和愿景？
阿 霞：在這里，由衷地感謝全國各地的作家、評論家對《草原》的支持和對自然寫作的關注。這一年來，他們大多將自己的最好作品交給我們，這是對我們的信任。這半年多的時間，更多的作家通過“自然寫作”認識了《草原》，《草原》遼闊而深情，希望能借此進一步擴大刊物的影響力。
但從整體上看，國內關注生態環境問題，重視自然寫作的作家和評論家還屬于少數。多數作家對生態和環境等方面的認知相對短缺，他們更愿意從社會關系和自身經驗作為寫作的出發點，認為生態文學和自然寫作與自己無關緊要，有的評論家甚至質疑：文學就是文學，沒有必要分生態文學和自然寫作，寫出好作品才重要。但什么是好作品？拘泥于某個小時代而缺乏大歷史的關照，沉溺于個人情感和生活瑣事的糾結而缺少深刻的生命整體的境界，在自然大課題面前疏離和背離大自然，會是好的作品嗎？倘若如此，文學的意義又在哪里？
如果考察我們古代經典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先秦儒道的“天人合一”，以李白為代表的唐代詩歌，宋元的山水繪畫，無不表達了人與自然的緊密關聯，正是在人與自然的互動與交流過程中，在人對自然的傾心與描摹中，中國文學和藝術的高峰才得以確立。但是，自近代以來，人和自然開始疏離，文學開始向內轉，進入深淵一般的精神世界，甚至無意識世界，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寫作，使自然變成陌生的他者甚至對立物。工業革命以后，自然更是成了人類攫取和揮霍的對象，最終影響和威脅到了我們的生存，導致自然文學傳統式微。
當然，當代文學中也不乏優秀作品，多多少少體現或涉及到生態觀念和自然精神。比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賈平凹的《懷念狼》，張煒的《九月寓言》，阿來的《蘑菇圈》，張承志《北方的河》，姜戎的《狼圖騰》等等。我以為，正是自然精神和生態美學的融入使他們的創作有了新的視角，同時也拓展了新的文學空間?？梢哉J為，自然精神和生態美學的融合，給自然寫作、自然文學、乃至生態文學的創作，提供了一種新的美學追求。這些，也將為我們堅持和推動“自然寫作”，展現自然文學創作的美好前景提供一種指引。
最后，我以宋朝理學大家張載的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結束今天的訪談。我希望我們的作家抱有這種大情懷，我們提倡的“自然寫作”有此大抱負。
(來源：《中國生態文明》雜志2021年第4期；作者：李景平)
